【消費電子實驗室-2019/11/9】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國內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中國大學生的基礎水平，尤其是修養和學風在下降 哈佛畢業生的論文水平比國內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視學風建設，中國科技至少后退20年。

“如果不重視基礎教育，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國內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8月6日，數學大師丘成桐在北京接受記者專訪時，開門見山道出了他的隱憂。

作為目前華人數學界的領袖人物，丘成桐先生不僅在學術上造詣深厚，而且十分關注國內數學人才的培養。他所在的哈佛大學近年來頻繁接觸國內大學及大學生，對于兩國高等院校的差距，丘先生當然最有發言權。然而，通過和國內學校的直接接觸，丘成桐卻拋出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結論：“這些年，中國大學的基礎教育存在很多問題，大學生的基礎水平，尤其是修養和學風在下降。”

“有人說中國的基礎教育不比美國差。但是在實踐中我發現，國內大學的教育水平并非人們想象得那么高，美國的大學教育比中國好得多。研究生教育美國比中國好得更多。”

他舉例說明：哈佛大學理學院每年大約招收20名念理科的中國留學生。“這些都是中國最好的學生，多數來自北大這些名校。”但是從學習成績來看，在和其他國籍學生的比較中，“很難看出這些國內來的學生畢業成績比來自其他國籍的學生成績好得多。”

3年前，丘成桐招收了兩個來自北大的留學生。可是這兩個學生來到哈佛以后，一個學生連續三次沒有通過考試，學校建議這名學生重新再念本科，還是不行，最后只好離開。另一個學生“考得也不好”，經過努力以后大有改進。

“我每年都會收到很多國內學生的推薦信。后來發現有很多是假的，是學生自己寫了推薦信，然后請教授簽個名，許多教授很不負責。”而且，他接觸到的很多中國學生十分驕傲，不愿意用功，令他很失望。丘成桐說，10多年前，來哈佛念書的中國學生至少考試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近年來這種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從前中國來的學生至少考試成績在班級里占到前1/3位置，但是這些年頂多排在后1/3。當然也有好的，但是整體而言，平均水平下降了。一些甚至在國內是奧運數學比賽第一，但剛進來成績也不好，經過重新訓練才有好轉。”

這位經驗豐富的數學大師認為：這些現象都表明，是本科出了問題，學生本科沒有念好。“做學問的修養等基本問題都沒有得到應有的訓練，而且還不用功。歸根結底是本科教育不扎實。”

丘成桐尖銳地指出：他發現國內高校一些“怪現象”：一些所謂的“名教授”不花時間參與本科教學。他以美國哈佛大學為例介紹，哈佛的教授數量比國內大學要少很多，數學系也就是十七八個正式教授。但是數學系每年都要開會一到兩次，研究討論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學習進度，教授會花很多功夫去培養本科生。比如數學系的本科生，一年級就會根據學生情況劃分不同水平，選擇最好的學生去重點培養，當本科生畢業的時候，一般就會有2到3個畢業生的學術論文可以登載在第一流的雜志上。“論文水平比北京大學的教授還好。”丘成桐說。

國內名校的教授又是怎么和本科生打交道的呢？

丘成桐介紹：大概在1998年，國內有一個學生申請到哈佛大學念書，申請表上寫明自己學問很高，推薦信說他是北京大學最好的學生，丘先生當時看到申請表，想既然學生這么好，來北京時就親自和他面對面談。結果在和北京大學20多個資深的教授座談時，這20多個教數學的教授沒有一個知道這名學生。“我還以為自己搞錯了。后來有一名助理教授證實，的確有這個學生。”

“看得出來，最好的學生，20多個教授居然都沒有見過。表示所謂大教授從來不參與本科生教學。”后來那個學生因為念書思路視野十分狹窄，只是考試成績好，丘先生并沒有接收他。

丘成桐認為，教授不帶本科生，并非因為國內師資力量緊張。他介紹，在美國的大學，比如數學系的教授20名左右，而北大數學院的教授則大概在100多個，是美國的4到5倍，哈佛學生6400多人，北大有學生1萬多人。如果按照比例，國內應該有條件讓教授帶本科生，提高教學質量。

為什么那些“名教授”沒有時間踏實做學問？

丘成桐先生一語道破：“現在名校教授花時間不是在學術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處，撈金錢加榮譽，讓外國人來評價自己，一年有3個月到5個月在國外‘走穴’。不管這個教授有沒有能力，評博士點，自然基金會，甚至評某某大學這些活動都有他們的身影，至少1/3的時間用在學術交易和拉票。算起來，2/3是非學術生活。當然不愿意做學問了。”

另一個讓丘成桐先生感到困惑的現象是：現在國內有的教授，一個人居然帶30個研究生。

“這樣怎么保證教學質量？即便在哈佛這樣的世界名校，一個教授一般帶五六個學生已經很多了。國內這種做法是典型的講量不講質。質量粗糙，怎么可能搞好研究？

“老師自己的水平都不夠，居然帶30多個學生？真是糟糕！許多學生認為不用念書就可以做博士，博士論文抄抄寫寫，怎么可以？這樣下去很危險。”

前不久在和人大附中學生交流之后，丘成桐還迫切感到中學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目前國內很多城市中學一班有80個學生，這么多學生老師怎么能教好？不可想象。”他說，美國稍微好點的學校一個班一般不過是20多個學生。

丘成桐記憶深刻的一件事是：“大概4年前，有一個北大博士畢業寫信給我，認為自己博士論文很好，希望到哈佛做教授，前后來了3次信，后來知道這人是國內某院士的學生，但我發現他的博士論文是至少70年前大家就熟悉的結果。他的論文水平也就相當于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的水平。連香港中文大學學士的水平都不夠，更不要講哈佛了。但是對這個學生北大吹得很厲害，說他21歲就拿了博士，是個天才。但是我發現他的論文水平很低，所以堅持沒有收他。”讓丘成桐意想不到的是，“現在聽說北大已經提升這個學生做了教授。這種事讓真正做學問的人真的很失望。”

丘成桐認為，不重視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形成惡性循環，使整體水平慢慢壓下來。“教育是長遠的事情，基本的東西沒有掌握，就根本沒有前途。”說起這些，他十分著急。

為此，丘成桐在浙江大學成立了數學英才班，就是希望用先進的數學教學方法，比如采用了美國大學一些先進的教學方法，來培養中國學生扎實的基礎能力。“選用美國的方法教并不是崇洋媚外。數學教學是沒有國界的，我一定用最好的方法教中國學生。”

在近年來和國內學術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更讓丘成桐憂心忡忡的是：國內學術風氣已經到了必須整治不可的時候。

“學風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中國科技的發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這些基礎教育不重視，問題越積越多，以后會更難。”丘成桐認為，導致教育重量不重質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門喜歡用“文革”“畝產萬斤”的形式作為工作成績向上匯報，卻完全不考慮教育的真正使命。

為了說明整個問題的嚴重，丘成桐專門講述了兩個他親身經歷的例子。

“在數學界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學猜想，100多年沒有一個數學家不想解開它，非常重要。一個朋友在我的建議下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1995年，我感覺時機成熟，可以再沿著已有的方向，做出有史以來第一流的成果，于是拿到中國辦了一個討論班。這個討論班是開放式的，吸引了很多青年學者。但是后來有些參加的教授自己不想做了，因為他們考慮假如做這個事情，寫文章時間就少了，而每一年寫論文，創造多少文章才是他們關心的，做這種費力的事情他們覺得劃不來。盡管當時有很多年輕的博士后很想念這個東西，這些教授還是不準學生繼續做這個研究，怕論文數量不夠。最后甚至硬性干預。自己沒有學問也沒有沖勁，還不允許年輕人做。最后這個本來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計劃不了了之。”

于是，丘成桐又找到廣東中山大學數學院朱院長繼續做這個研究。朱做出了很好的成績。“結果又惹惱了當時反對做這個事情的一些人，對朱很不滿意。2002年在陳省身先生和我倡議召開的世界數學大會上，大會給中國數學機構一些45分鐘的演講名額，結果他們自己定的名單全部是北京的，還有一個是上海的。其實就像奧林匹克100米比賽，朱的成績當時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不容許其他地方有好處。”

還有一件事更讓丘成桐耿耿于懷。

“我的一個學生，現在做了院士，剛畢業的時候不錯，以后一塌糊涂，錯了不愿意改，出錯的文章現在還掛在網上，表示他的成績。

“這個人現在既是國內引進人才，又是院士，基金會什么都管，平時許多人都怕他，他的固定職位在國外，卻作為引進人才，一年至少給他100萬薪水，還不包括經費。但是他在好幾個地方任教，有的年輕人學問比他好，但是薪水不到他的1/20，在海外名校，比如哈佛如果在9個月的授課時間里教授兼職是違法的，必須全職，但是這個人卻兼了很多職。這個人做學生時還是不錯，現在學問只是二流，他在國外拿的獎都是在我的幫助和指導下取得的，國內高校引進人才，給他大筆資金，可他全世界走，來一個月到三個月不等，行蹤不定。

“而且嚴重的是，把我十幾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改頭換面，又據為己有，這種學風無疑誤導很多學生，因為看到不用花太多時間就可以做院士。我批評他，這個人還說我荒唐可笑。真是不道德。”

丘成桐介紹，當年他花了很多功夫培養這個學生，“連我的兒子也沒有下這么大功夫。太太都說我過分。”畢業那幾年，哈佛一位名教授告訴丘成桐，這個學生抄襲他的論文，出于保護年輕學生的目的，丘成桐并沒有深究。結果愈演愈烈。

丘先生說，這個人不光彩的記錄還有很多，比如有年輕學者的文章，他看到不錯，就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真正作者的前面，如果不從，在國內就恐嚇說，以后不給你研究經費，在國外則恐嚇說寫很差的介紹信，讓作者找不到工作，導致很多搞學問的人很怕他。

“聽說國內很多人怕他。學風壞到了這個地步，作為這個人的老師，我再不講話，其他學者就不敢做事了。我有義務來澄清。”

還是這個人，在國際雜志上的一篇論文出了錯，當時恰好有國內兩個訪問學者到丘成桐那里去，丘先生讓他們解決這個錯誤，兩個禮拜時間，進展很好，但是當丘先生說這是那個人的文章出現的問題時，“兩個訪問學者嚇了一跳，再也不敢做了，害怕那個人打擊他。你看，現在的學風有多糟糕！”

學風方面，身為數學大師陳省身的高徒，至今丘成桐仍然對恩師的學風贊不絕口，認為那才是做學問者應該遵循的方向。

“陳先生做學問也出過錯，海外幾個學者提出來錯誤，也沒有辦法，錯了就承認。”

丘成桐介紹說，上世紀30年代，陳省身等人大學畢業到海外求學，學成后毅然全部回國，沒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來了世界最先進的學問，當時國內許多大學互相交流，學風好得不得了。

盡管當時條件很艱苦，陳省身的數學講義都是手寫和油印，就在那種條件下，陳省身幾乎看完了大部頭的數學巨著。最終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包括華羅庚先生等人，共同訓練出中國第一批數學高等人才。

就是在這些數學開拓者的努力下，當時在1946、1947年期間，中國第一批數學家出來了，即便是現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中國成立以后，在華羅庚先生回國以后，陸啟鏗、谷超豪、王元、楊樂、張廣厚、陳景潤、潘承洞，這些人才相繼脫穎而出。丘成桐認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國數學已經接近世界一流。但是后來大躍進、反右，直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把這些全部破壞了。

丘先生對恩師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前輩大師那種學貫中西的氣質，現今已經很難看到。而丘成桐本人就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身邊常常帶一本《史記》，早年寫就的一篇古文曾被人們至今記得。其中，“無奈華夏雖眾長城未修，天地雖寬，瑕疵難容，終究德不如歐美，力不逮乎日蘇。根之腐亦，枝葉不榮，葉之枯亦，根基何養？”更是振聾發聵。

丘成桐認為，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生活水平提高了，應該有理由在學術上作出更大的成績。

英國數學家約翰·拉慈稱丘成桐是“華人數學界的領袖”。在陳省身等一代大師離世之后，重任已經落在丘成桐這代人的身上。

“領袖的工作就是確定方向。我生平立志只做好兩件事情。第一，作出一等的數學研究，千古留名；第二，為中國數學教育服務，幫助中國成為數學強國。”丘成桐先生說。

“迫切的問題，是提高質量。學風要徹底改掉。”他認為，目前和國際優秀大學比較，國內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需要迎頭趕上。丘成桐饒有意味地說，“首先，中國學生素質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學生。假如有好的導師和好的風氣，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是他著重強調了“假如”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