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筆 李菁

　　7月7日 22:00 餞行之宴

　　也許是因為前一天剛剛下了一場大雨，1937年7月7日這一天的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熱”。“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從大清早就直線上升，即使夜間也不輕易下降。”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的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還清清楚楚記得這一天的情形。

　　22點多，時任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的秦德純剛剛結束了一場特殊會議。當天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請胡適、梅貽琦、張懷九、傅斯年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負責人開會，一方面報告局勢之緊張，另一方面，也想聽一聽這些文化人對局勢的應對意見，“諸先生亦均開誠布公懇切指示”。

　　44歲的秦德純是山東人，早年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曾先后效力于皖系和直系，投靠馮玉祥，后來又追隨宋哲元。秦德純雖出身行伍，卻頗有文化修養和政治能力，因而一直被宋哲元所倚重。宋哲元成為駐守華北的實力派人物后，蔣介石與宋哲元之間的交涉與聯絡，也多由秦德純負責。

　　1935年夏秋之交，秦德純曾被蔣介石召見到廬山。聽完秦德純對華北態勢的報告后，蔣介石告訴秦德純，日本眼下的侵略目標是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把維持華北的重責交給宋哲元。據秦德純回憶，蔣介石當時還表示，希望宋哲元“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所以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大原則下，可以“妥密應付”，南京中央政府一定會給予支持。末了，蔣介石又囑咐秦德純，除了宋哲元之外，這番話不要向他人透露。

　　秦德純回北平后，與日方表面上的酬酢比以前增多，周旋各方，努力“維持華北”。雖然秦德純后來在“七七事變”中因表現出來的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而備受贊揚，但是在那個時候，身邊許多人對他的行為表示不解和責難。苦于無法向他人說明真相的秦德純，后來在回憶里坦承，“精神痛苦確達極點”。

　　可是這些隱忍與周旋并未換來安寧，尤其是在1936年日本增兵之后，中日軍人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多。每有沖突發生，日方必以“頭號人物”宋哲元為交涉對象，也使得宋哲元煩亂不堪。1937年2月，宋哲元以為父親修墓為由，回到山東樂陵老家。這樣一來，北平的一切事務都交給秦德純處理，他也只能更加小心地應對。

　　“二十六年(1937年)春天，華北局勢忽而非常平靜。”民國時期著名記者曹聚仁后來在他的《采訪本記》里這樣描述。聯系到后來那場曠日持久而后來異常慘烈的戰爭，竟覺得“在回憶上，很難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關系有了實質性的轉變。1937年2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基本確定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政策。隨即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與張沖，在潘漢年陪同下到達西安，與周恩來舉行首次正式談判。不久，周恩來又與國民黨代表舉行杭州談判，之后又去廬山會晤蔣介石，展開國共合作談判。這樣的局面給了曹聚仁以樂觀之感：“新春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新生；它最后的嚴重內部危機，獲得和平解決，產生了全國團結的希望。”不過略顯奇怪的是，最不期望見到這種局面的日本，似乎也沒什么特別反應。

　　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后，在北平，“每一個春天總要重新發現一次戰爭的陰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種稀有的平靜空氣”彌漫于中日之間。3月，日本組成了一個由實業家和銀行家的經濟使團來中國訪問，還得到蔣介石接待，他們后來也做了一個非常樂觀的報告。

　　不過，還是有人從這個平靜得有些詭異的空氣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氣息。1937年5月，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從華北出發到日本，臨行前，那位后來曾擔任蔣介石政治顧問的著名的中國通歐文·拉鐵摩爾，有些憂心忡忡地對貝特蘭說：“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讓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大概也沒有想到，兩個月后，他的預言竟然成了現實。

　　秦德純與胡適等人的會面也有餞行之意。6月中旬，胡適、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請，讓他們7月中旬趕到廬山，參加“廬山談話會”。邀請是蔣介石發出的。1937年5月27日，蔣介石、汪精衛等大批黨政軍要員上了廬山，商討抗日之事。為了廣泛聽取意見，國民黨決定，以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蔣介石名義，邀請各黨派、各民主團體、各界名人前來廬山。按照會議安排，第一期談話會以華北代表為主，所以胡適等人也在先期邀請名單里。

　　日軍在豐臺一帶頻頻演習，華北局勢將走向何處？所以秦德純決定在胡適等人動身之前宴請這些文化界名流們，也借此探測一下南京中央的態度。當時有北平法商學院教授陳豹隱、《益世報》社論主筆兼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羅隆基等人。胡適后來回憶，他與羅隆基當時還因為一些看法不同產生爭執。雖然天氣酷熱，但這些憂慮時局的學者們還是從下午一直討論到夜色深沉。不過從這場餞行宴回來不到兩小時，“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平漢線不通車，胡適由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最終輾轉到了廬山。

　　時光拉回到75年前，7月的北平，也是一幅“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背景迥異的各派人士，紛紛通過各種渠道打探消息。7月6日這一天，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國務總理靳云鵬秘書陳子庚的家宴。陳子庚的家在鼓樓附近，沒想到宴會剛開始，便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時任冀北保安總司令的石友三穿著中式長袍翩然而至。不邀自來的石友三顯然是沖著今井武夫來打探消息的。他見到今井武夫劈頭就問：“武官！日華兩軍今天下午15點左右在盧溝橋發生沖突，目前正在交戰，武官知道這情況嗎？”今井武夫矢口否認，然后追問石友三消息來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關心保存自己實力的他匆忙表態：“即使日華兩軍果真發生全面戰爭的話，駐在北平北郊黃寺的我的部下，對日軍是不懷戰意的，所以請你務必盡力不叫日軍攻打他們。”未久就告辭而去。這位被譏為“倒戈將軍”的石友三以善投機鉆營、反復無常著稱，一生中三次背叛馮玉祥、兩次背叛蔣介石，一直到1940年公開投敵，最終被誘捕，活埋于黃河邊。

　　7月7日 22:40 神秘槍聲

　　當秦德純在面臨中海的一個亭軒上與胡適、傅斯年等人憂心忡忡地討論北平局勢的時候，一支日本隊伍正在京郊豐臺一帶進行軍事演習，正是他們的軍事行動引燃了持續8 年之久的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

　　“這天晚上，天空晴朗，沒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隱約看到遠處宛平的城墻和附近不時移動的中國士兵的影子。這是一個寂靜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記里寫下這段話的人叫清水節郎，他是駐豐臺日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中隊長。

　　其實早在1901年，日本便已“合法”進入駐軍。義和團運動失敗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與諸列強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條約》。除了4.5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外，條約還規定，列強們可在自北京至山海關沿鐵路重要地區的12個地方——山海關、秦皇島、昌黎、灤州、唐山、蘆臺、塘沽、軍糧城、天津、楊村、廊坊和黃村，駐扎軍隊，每國駐軍不超過2000人。作為列強之一，日本當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駐屯日軍。這支軍隊當時被稱為“清國駐屯軍”，1912年改名為“中國駐屯軍”，有1700多人，司令部設于天津，北平駐屯軍總部在東交民巷。

　　1936年4月17日，日本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由原來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僅如此，裕仁天皇還親自任命原第一師團師團長田代皖一郎中將出任新司令官。“這支部隊后來直接屬于天皇指揮，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將其司令官升格為中將，也說明在日本人心目中華北地位很重要。”抗戰史專家、北大歷史系副教授臧運祜評價說。擴張后的日軍，增加了炮兵、裝甲兵等兵種，由過去的守備型部隊轉變為戰略型部隊。

　　《辛丑條約》里規定的12個駐兵地點里其實并無豐臺。豐臺是連接北寧線和平漢線的交通樞紐，日軍自然不愿意放過這樣一個戰略要地。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軍3000人抵達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邊正三為駐屯軍步兵旅團長，在北平設立旅團司令部，其第一聯隊駐北平、豐臺。日軍在沒有征得中國方面同意的情況下，即開始在豐臺車站東側建筑營房。自此，他們與守在豐臺一帶的中國第29軍不斷發生沖突。

　　6月26日，中國第29軍第37師一部赴豐臺駐防，由于火車鳴笛，軍馬受驚，其中一匹軍馬奔入豐臺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營，被日軍扣留。中國士兵前去交涉時雙方發生糾紛，并引起械斗。日方要求第29軍向日方道歉、賠款、懲戒當事軍官，并從豐臺撤兵。宋哲元大體上同意了日軍的要求，但拒絕撤兵，只同意換防。

　　9月18日18點，豐臺中國駐軍第6連，在野外演習的歸途中，與一個中隊的日軍迎面相遇，雙方各不相讓。日軍小隊長巖牛少尉策馬沖進中國軍隊隊列，一個中國士兵用槍托擊馬。日軍中隊長當即下令包圍中國軍隊，并扣留了前來交涉的中國軍隊連長，從而引起兩軍對峙。在日方壓力下，中方被迫達成協議：中國軍隊指揮官向日軍道歉，中國軍隊全部撤離豐臺兩公里以外，9月19日上午，中國軍隊被迫撤出豐臺，豐臺遂完全落入日軍之手。

　　自向豐臺增兵后，日軍便時常在附近演習，時任宛平縣縣長王冷齋回憶：“由晝間演習漸至夜間演習，由虛彈射擊漸至實彈射擊。”中方已經數次提出抗議。后幾經交涉，日軍允諾如有實彈演習，則通知中方。

　　自此北平已處于日軍的三面包圍中：東有日本扶植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駐屯軍，北有關東軍駐扎在熱河的重兵進行策應，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偽武裝，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軍駐防。這樣，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門戶，宛平一旦失守，平漢線被切斷，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軍就能輕易控制平津地區。當時，北寧鐵路沿線已為日軍所控制，而在平漢路上的盧溝橋就成了北平這一門戶上的插銷，扼守盧溝橋已不是保衛京城而是守住北平與中原通道。深諳此義的日軍在演習中也毫不掩飾地圍繞著盧溝橋展開。

　　7月7日，日本軍人又出現在盧溝橋以北地區。據清水節郎記錄：演習前，他說明這次演習主要內容是：“從龍王廟附近到東面的大瓦窯，向敵人主陣地前進，利用夜幕接近敵人，然后黎明時進行突擊。”19時30分，清水節郎下令部隊開始夜間演習。部分軍官和假想敵旋即到東面活動。天完全黑下來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敵所在的東方移動。

　　據清水節郎記錄：22時40分，不知從什么地方傳來的一陣槍響令清水節郎緊張起來，他馬上下令集合，清點人數。這時他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稱看見這名士兵進了宛平縣城。他立即向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一木清直又報告給了聯隊長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個中隊士兵直赴現場。

　　7月7日 23:40 深夜來電

　　剛與胡適、傅斯年等人告別回來的秦德純尚未來得及好好休息，便被電話驚起。此時是7月7日23點40分。

　　電話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魏宗瀚和負責對日交涉的專員林耕宇打來的。他們告訴秦德純，日方在今晚的軍事演習中發現丟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為由要進城搜查。秦德純回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不得進城檢查。不過為了避免激化，秦德純還是緩和了一下提議：等天亮后，讓本地軍警代為尋找。如果發現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放下這個電話，秦德純又立即打電話找宛平縣長王冷齋交代。45歲的王冷齋與秦德純是保定陸軍學校同學，曾做過記者的他1935年受邀到北平做事。因為王冷齋還身兼北平新聞檢查所所長，每晚要到北平市里的新聞檢查所辦公，所以平時不住宛平縣里。接到秦德純的電話，王冷齋立即離開南長街的家，奉命來到日本特務機關部松井太久郎那里交涉。在此之前，他令宛平城里駐軍營長金振中查詢此事，還讓警察各處搜索，也沒有發現所謂失蹤士兵。

　　見到松井后，王冷齋首先告知中方調查結果：槍聲方向是在宛平城東門外，中方在這里并無駐軍，可知絕不是中方所發，城內守兵也查明并無開槍之事，每個守兵所帶子彈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強調說，確有一名士兵失蹤，城外搜索無著，必須進城搜索。這一無理要求當然遭到王冷齋拒絕。眼看爭議不下，后來雙方商議，“決定第一步先由中日兩方面派員同往宛平城調查，等調查情況明了后再商談處理辦法”。中、日雙方各出三人，分乘兩輛車，在夜色茫茫中駛向宛平城方向。這時，王冷齋得到報告說：駐豐臺日軍一大隊約500多人并炮6門，由大隊長一木清直率領向盧溝橋出發，事態頗為嚴重。

　　后來的事實證明，那個“失蹤”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實很快就回到隊伍。日本聯合通訊社駐上海分社的負責人松本重治的回憶錄《上海時代》中“盧溝橋畔的槍聲”一節記述：“實際上，約3小時(注：另一說20分鐘)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歸了隊，并非被中國方面綁架去了。這個新兵擔任傳令兵，在離隊解手返回時，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誤了歸隊時間。”

　　而一直在宛平直接處理此事的是第八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他在1938年6月30日接受東京《朝日新聞》采訪中明確承認：“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但是，我的想法是聯隊長讓我就此事進行交涉，如果就這樣算了，中國方面會怎樣宣傳就不知道了。此前的‘豐臺事件’就是例子，也許會讓他們產生——只要敢真槍實彈地對付日本軍隊，就可以讓演習的日本軍隊逃跑這樣的概念吧。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對日本來說是一件很遺憾、丟臉的事情。所以，我方決定占領一文字山(盧溝橋和北平之間的中方陣地)然后再進行交涉……”

　　戰后有人問當天帶隊的中隊長清水節郎，為什么不馬上報告志村歸隊之事？清水支吾說：“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現在記不清楚了。”并說：“接到不法行為(指槍聲)的報告，感到很緊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結果就下令了。”隨后，那位“失蹤”的傳令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被退出現役，遣送回國。不過他并沒有逃出戰爭的魔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再次應召入伍，1944年10月在緬甸戰場被新編第一軍孫立人部打死。

　　也許意識到“失蹤士兵”的理由站不住腳，戰后很多當事日軍的回憶，又將矛頭轉移到他處。今井武夫稱，就在王冷齋與日方前往宛平縣城實地調查時，“到達之前又得知中國軍隊從長辛店向龍王廟增援了部隊，并再次向日軍射擊”。而據王冷齋回憶：“當車到達離(宛平)城約2里的地方，見公路右側及鐵路涵洞一帶都被日軍占據，槍炮擺列。”日方顯然開始做戰斗準備。這時，同車的日本特務機關輔佐官寺平突然請王冷齋下車，稱來不及調查，讓他“速令城內中國駐軍向西門撤出，日軍進至東門城內約數十米地帶，再商量解決辦法，以免沖突”。王冷齋拒絕此議，堅持先調查，一行人遂進了宛平縣城。

　　7月8日凌晨 2:00 劍拔弩張

　　凌晨2點，電話再一次響起。電話還是北平市外交委員會打來的。對方告訴秦德純：日方對他的答復不滿意，強要派隊進城檢查，否則就包圍宛平。第29軍一共有4個師，其中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豐臺、保定一帶的是馮治安的第37師，具體負責守衛盧溝橋的是219團，團長吉星文。所以聞聽此訊后的秦德純連忙電話聯系馮治安師長和吉星文團長，要他們嚴密戒備，做好應戰準備。正在保定的馮治安師長，馬上起程趕回北平。

　　因為盧溝橋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宋哲元的第29軍，除了把主力部隊37師布防在盧溝橋地區外，還把軍部設在距盧溝橋不到10公里的南苑。第29軍雖有10萬人之多，卻擔負著平津兩市和察哈爾、河北兩省的守備任務，這一帶地域廣闊，因此駐扎比較分散。

　　回首70多年前的華北，其政治格局之復雜與微妙，確非容易事。清王朝結束后，華北一度屬于北洋軍閥的勢力范圍。“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的東北軍一度進入華北；而1933年3月，因為熱河迅速潰敗而受到國內各方輿論譴責的張學良引咎辭職，之后，由中央系的何應欽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務。

　　一直對華北有所圖謀的日本后來通過一系列偶發事件，開始驅逐國民黨勢力。在日方壓力下，1935年7月，何應欽與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了一份協議。在這份史稱《何梅協定》的文件里，最核心內容是日方要求國民政府中央部隊和憲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條約簽訂后，中央軍關麟征部第25師移駐洛陽，黃杰部移駐安徽。

　　蔣介石嫡系的中央軍撤走后，出面填補空白的，是第29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屬于馮玉祥的西北軍，1930年在反蔣的中原大戰失敗后，西北軍的一些零散部隊退到了山西，經張學良整編，組成了第29軍。但是據說張學良給了第29軍50萬元的安置費以后就撒手不管。晉東南是閻錫山經營多年的地盤，第29軍駐扎在此寄人籬下，軍費無著，窮困潦倒，士兵們衣衫襤褸，如同乞丐。一年多后第29軍移防察哈爾，不得不夜間行軍，就是怕被人當做土匪。這段困頓與羞辱交加的經歷，使宋哲元得到一塊自己的地盤的愿望特別強烈。

　　另一方面，深知地方實力派與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日本人，也不反對宋哲元來主持局面。于是作為地方派系，一方面宋哲元和蔣介石彼此都想保持自己的地方實力，有時不得不有求于日本人；而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面前，“中國人”的身份又成了宋哲元決策的第一考慮。所以在日本和南京中央政府之間的宋哲元一直苦心經營著，對活躍著的中共地下組織，他也態度相對溫和。

　　“從蔣介石來講，簽訂《何梅協定》也實屬無奈。不過他想的是：中央軍退出來，但還是退給中國人，畢竟不是退給日本人。1935年還不是到跟日本人抗衡的時候，所以能撤出去就撤出去，撤出去給宋哲元也沒有關系。”臧運祜評價說。

　　1935年8月28日，國民政府任命第29軍軍長宋哲元為平津衛戍總司令，次日裁撤早已名存實亡的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這樣一來，華北地區只殘留著29軍。不久又明令河北外交均歸河北省政府辦理。這樣，華北重現出長城抗戰以前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的局面。

　　對華北面臨的危機，蔣介石其實也心知肚明。10月，他給何應欽去電說：“以中(蔣自稱)，此時日必不要有偽組織，只要華北經濟財政與中央斷絕，以制中央死命”，“華北將領只要對中央保全統一面子，而截留一切稅收，則亦樂得為之，此勢必然”。但此時的蔣介石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追剿紅軍上，無意抽身北顧。

　　與忍辱負重、小心翼翼維持華北局面的宋哲元不一樣，第29軍的普通士兵們卻都盼著能早日與敵人痛快地殺一場。當年在喜峰口戰斗中，第29軍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彈對抗日軍的先進武器，殲敵5000，喜峰口防線經歷多次激戰始終屹立不倒。當時記錄第29軍的新聞電影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電影中每每出現宋哲元的鏡頭時，觀眾們都要起立鼓掌。戰后宋哲元、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劉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29軍大刀隊因長城抗戰而名揚天下，作曲家麥新為此創作的《大刀進行曲》，至今被傳唱不衰。

　　據第29軍一些老兵回憶，當時這些極度壓抑的中國士兵都有著強烈的作戰欲望，無論吃飯還是睡覺，都要高唱軍歌，提醒自己莫忘國恥。“七七事變”前，根據華北劍拔弩張的形勢，第29軍也開始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每個士兵都背一支槍，配一把3尺長、7斤重的大刀，還邀請河北的民間武術家前來傳授武術。后來在盧溝橋爭奪戰中，這些大刀也令日軍膽戰心驚。

　　7月8日凌晨 3:30 宛平危急

　　凌晨3點30分，北平市內焦急等待消息的秦德純又接到電話，電話是團長吉星文打來的，他告訴秦德純：“約有日軍步兵一營，附山炮四門及槍關槍一連，正由豐臺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將城防布置妥當。”大約10分鐘前，一直密切關注對方動態的中國士兵突然發現，日軍散開成為散兵線，以宛平縣城為目標，向西急進，于是急忙將情況報告給秦德純。

　　秦德純當即向守衛盧溝橋的219團團長吉星文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斗，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吉星文當即回答：“請長官放心，吾團全體官兵已經做好一切戰斗準備，誓與宛平城共存亡，盧溝橋不是吾人墳墓就是敵人墳墓。”吉星文信守一名軍人的承諾，后來在守衛盧溝橋戰役中，率敢死隊出擊果然表現英勇。1958年任金門防衛副司令的吉星文在金門炮戰中被解放軍炮火擊中身亡。

　　王冷齋與日方經過一番交鋒而一起進入宛平縣城。他們正在商議調查辦法時，忽聽城外槍聲大作。中國守軍予以還擊。

　　“(日軍)至距離約百米時，竟發炮鳴槍，沖鋒前進，于是事件之沖突，遂即開始。”這是天津《益世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第一時間所寫報道里描述的細節。當日軍向城內開槍時，中方軍人起初還以為仍是演習，“及見其愈迫愈近，有意挑釁，始知系搶奪縣城，當即起而應付，為正當防衛計，予以還擊”。見遭到抵抗，日軍用小鋼炮和小過山炮轟擊，以掩護步兵前進。

　　發生在1937年的“七七事變”距今已整整75年，這期間無論從宏觀局勢還是微觀戰史，中日兩國歷史學家，進行了無數詳盡研究。對于“盧溝橋事變”核心事件之一的“士兵失蹤”，目前中日歷史學家都毫無爭議；可是對另一個核心事件“第一槍”的看法卻爭議不斷。“第一槍”究竟是誰打的，歷經70多年至今仍無一個明確說法。

　　事件直接當事人清水節郎曾在其筆記中作如下記述：22時半左右，傳令休息，“我站起來看了一下集合情況，驟然間假想敵(日軍)的輕機關槍開始射擊起來。我以為是那邊的部隊不知道演習已經中止，看到傳令兵而射擊起來了。這時，突然從后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可是，我方的假想敵，好像對此還沒有注意到，仍然進行著空彈射擊。于是，我命令身旁的號兵，趕緊吹集合號。這時，從右后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十幾發子彈。回顧前后，看到盧溝橋的城墻上和河堤上有手電似的東西一明一滅(似乎打什么信號)。中隊長正分別指揮逐次集合起來的小隊做好應戰準備的時候，聽到了一名士兵行蹤不明的報告，就一面開始搜索，一面向豐臺的大隊長報告這種情況，等待指示”。今井武夫回憶錄里，也引用了清水節郎這個說法，大意是說，日方在演習過程中錯誤地弄響了對假想敵人(中國守軍)射擊的輕機槍空彈，引來了龍王廟那邊打來的十幾發實彈。

　　第一槍究竟是誰放的？一些日本人認為有可能是中國29軍里反日情緒激烈的下級軍官放的；也有人認為是日軍陣營里的好戰分子挑起的，甚至連首相近衛文麿也有這種懷疑。后來日本關東軍一位參謀田中隆吉在自己的文章里還提供過一種新說法：“7月8日，我由內蒙古化德乘飛機到達天津。晚間，在芙蓉館辟室與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少佐對酌，他說：‘放槍的事，是共產黨學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經在參謀本部共過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產黨方面的學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問他一句：‘那么，教唆他們干的元兇就是你？’他滿臉通紅點頭承認……茂川還承認，中日雙方于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企圖激化沖突，擴大戰火。”但北平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和保定綏靖公署軍事法庭1946年6月審判戰犯茂川秀和的問答筆錄上記載，當被問及“第一槍是誰先放的”時，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現在有一些說法都是出于主觀的一些臆測，毫無根據。我們當然也有很多證據，說槍聲是從日軍那里響起的。”作為“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成員，專門從事抗戰史研究的北大歷史系副教授臧運祜駁斥了一些傳聞。

　　臧運祜說，關于“七七事變”這部分歷史研究，最大的問題在于“第一手的檔案及文書全被毀掉了”。臧運祜說，日本的“中國駐屯軍”這支部隊，從1901年進入中國，一直到1938年全面戰爭爆發后被正式改編為“華北方面軍”，在中國時間最長，有將近40年的歷史，“但是有關這支部隊的材料——比如當時他們是怎么向東京軍部匯報的、軍部又怎么指示的——完全都找不到，反倒是關東軍還保留了很多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講，“第一槍”的問題也并不是那么重要。有人形容，這場戰爭就像一塊被推上懸崖的巨石，什么時間落下來都是可能的，是必然的事。

　　7月8日 凌晨 4:23 點燃戰火

　　根據今井武夫的回憶，凌晨1點左右，他跑到隔壁的聯隊本部，看到，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軍官們，個個身穿整齊軍裝，圍在辦公室中央的一張長方形桌子旁。因為時任駐屯軍步兵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不在北平，聯隊長牟田口廉也便成了當天日方最高指揮官。

　　過了一會，大隊長一木清直從前線打來電話，特地要求聯隊長牟田口廉也親自接電話。今井武夫聽到牟田口廉也斬釘截鐵地說：“被敵攻擊，當然還擊！”然后“他避開話筒，獨自嘀咕著：‘受敵攻擊，不知所措，還等指示，天下哪有這樣的軍人？’”

　　今井武夫回憶，目睹這一幕，他已預感到這個命令將會導致的嚴重后果。電話那一頭的一木清直似乎也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又不放心地叮問一句：“是可以開槍嗎？”接著又慎重地說：“既是這樣，事關重大，請對一下時間吧！”

　　“上午4時23分。”這個時間就這樣定格在歷史上。

　　今井武夫在回憶錄里寫道：“事后一木和我談及他當時的心情時說：‘得到聯隊長的射擊命令時，我大吃一驚。’”這位發動對宛平攻擊的直接指揮官，1942年在瓜達爾卡納爾和美軍戰斗失敗后自殺。

　　其實時隔幾十載再重新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華北戰火的燃起，只是時間問題。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凌晨6點左右，關東軍便迅速占領奉天。1932年2月，東北重鎮哈爾濱陷落。短短4個月內，東三省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淪落他人手里。

　　日本的下一步目標是什么？占領了廣袤而肥沃的東三省，是否已經讓這個野心勃勃的島國貪婪的欲望得到滿足？這不僅是當時的中國人，也是關心遠東局勢的國際觀察者們的疑問。

　　“日本對滿洲完成軍事與經濟征服后，遠東的諸多樂觀人士相信，此后至少可保半個世紀以上的和平。他們認為，日本要‘消化并開發’吞下的廣袤疆域，至少需耗時50年。因為日本新到手的土地面積達50萬平方英里，可以支撐7000萬人口，而當時的總人口只有3200萬。于是這些樂觀者便對自己說，這一來，日本人進攻與擴張的貪欲，便可大大消停了。”《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早在1926年就來到中國，他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這樣描述當時一些人的心態。

　　后來的歷史證明，這種想法大大低估了那些欲壑難填的戰爭狂人們。

　　其實早在1931年12月，《紐約時報》記者阿班采訪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時，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軍人便毫不掩飾地對阿班說：若不控制平津地區，若不控制北平至綏遠鐵路，日本將永無寧日。平綏鐵路長400多英里，從北平向西北進入察哈爾及綏遠，所經處鐵礦豐富。本莊繁又告訴阿班，除非日本控制黃河以北的華北全部，平津地區亦難獲“安全”。為解釋局勢，在奉天的辦公室里接受采訪的本莊繁，不斷地在身后墻上掛著的巨幅地圖上畫圈。在那個地圖上，在這些好戰分子的眼里，東北與華北，也許不過一步之遙。

　　“日本想拿下華北的主要原因是資源——日本人當時講的是‘三白兩黑’。‘三白’，就是羊毛、棉花和鹽，‘兩黑’指煤和鐵。日本在侵略華北的同時，就是要獲得對它有利的國防資源，所以對華北是必欲取之。”北大歷史系副教授臧運祜評價說。

　　日本很快將這一野心付諸軍事行動。1933年2月21日，日軍分三路向熱河省進犯。當時國民政府中央力促張學良抵抗，并協助調動8個軍組編為8個集團軍，未料湯玉麟棄守熱河，逃到灤平。3月4日，一支僅百余人的日軍小部隊輕而易舉地占領了熱河省會城市承德，不久，熱河也被歸入了“滿洲國”的領地。

　　關東軍占領承德后，乘勢向長城一線推進。中國軍隊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要隘與日軍浴血奮戰。但因裝備落后，火力懸殊較大，在汪精衛致中國駐國聯代表團的電報中坦承，“一切反攻收復失地均談不到”。4月17日，長城各口和灤東地區全部失守。時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致汪精衛的電報中直言，“平津之失與不失”，全在于“敵之來與不來”。而何應欽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敵精我窳，終少勝算，平津若失，敵必利用漢奸，組偽政府，復演東北之故事；或移溥儀來平，再作擴大侵略，亦在意中。”何應欽向蔣介石建議：在軍事處于劣勢的情況下，為了保全平津，先寄希望于“外交之救濟”，走外交渠道以作“緩兵”之計。蔣介石雖然心有不甘，但在敵我實力懸殊的殘酷現實面前，只好決定“先行緩和華北之局勢”。

　　5月13日，日軍進逼長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鋒直指平津。在此情勢下，南京中央政府被迫同意與日本簽訂停戰協定。

　　5月31日早晨，天氣濕熱無比。塘沽火車站的側線上，停著長長一列專列，卻不見車頭。列車兩端為鐵甲車，中間是一長串豪華臥鋪車廂，窗簾低垂。這輛列車里坐的就是南京國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帶著中國代表團走過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領事館。在陽光下等了近10分鐘之后，才被放行。

　　對中方代表來說，這次簽字儀式處處隱含著羞辱之意——在門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員個個經過精心挑選，以確保級別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參謀副長岡村寧次是少將，級別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將。不僅如此，正式會議開始后，岡村寧次提出停戰協定文本，聲明中方必須在限定時間內決定諾否，不許討論，不許修改。

　　當時的情勢下，中方無任何與對方較量的砝碼。所以兩小時后協定就這樣一字不動地簽訂了。在現場采訪的《紐約時報》記者阿班記錄：“簽署完畢，日本人端來了香檳和葡萄酒慶祝，而這杯酒對中國人實在難以下咽，因為他們等于把整個華北拱手讓給了日本。所以簽完字后，這幾位中國人冒著塵土，一路蹣跚地回到專列。”

　　《塘沽協定》的簽訂，等于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熱河的既成事實，并放棄了長城防線，將察北、冀北大片國土拱手讓給日軍，使其隨時可以進占冀察，直取平津，從而形成了對平津的戰略包圍態勢，為日軍向華北擴張敞開了大門。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暫時停止了對中國大規模軍事進攻，獲得了暫時的“和平”局面。可是這一局面并未持續多久，1935年《何梅協定》的簽訂，使華北又陷入更深一重的危機，日本方面開始著力于“華北五省自治”，力圖使華北也像“滿洲國”一樣“特殊化”。

　　1935年11月1日，是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日子。上午9點35分，開幕式剛一結束，一個身著西裝的青年人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賣國賊”，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衛連開三槍，汪精衛應聲倒下。行刺者叫孫鳳鳴，曾在19路軍里任一排長，后來做了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在審訊中孫鳳鳴態度激昂地說：“請你們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再不打，要亡國，做亡國奴了！”

　　那時候蔣介石面臨的國內輿論壓力可見一斑。可是他手里也沒有什么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的砝碼，也只能看著華北在日本的挾持下，離中央政府漸行漸遠。

　　1935年11月25日，在北平東面相距不過數公里遠的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為政務長官。這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掛起了象征中國舊軍閥的五色旗。實行了比國民政府關稅少1/4的特殊關稅，推行所謂“日滿友好”。12月，以宋哲元為領導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南京中央政府隨即解散北平軍分會，北平實際上自此處于半自治狀態。而聲勢浩大的“一二·九”運動也正是這個背景下爆發的。半自治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既同國民黨政府有聯系，又同日本有聯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怪胎”，也給日軍進一步侵入華北形成可乘之機。

　　華北與中央政府分離的局面已經造成，1936年日本陸軍本部不失時機推出《處理華北綱要》，明確提出通過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支持，逐步完成華北五省的“自治”。中國駐屯軍的升格、擴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握有最大部隊指揮權的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正趕往山海關附近，督導駐屯軍與關東軍的協同演習。從這一點上看，“盧溝橋事變”本身缺乏“精心策劃”的依據，所以一些日本歷史學家一直強調“偶然性”，聲稱是一個誤會接著一個誤會，導致全面戰爭的爆發。對此，臧運祜也毫不猶豫地反駁：“槍響也許是個偶發事件，但不應是日軍發動大規模侵略的借口。日本對華北政策早在1936年就確定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從這個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會在別的日子發生；即便不在盧溝橋，也會是別的地點。”

　　牟田口廉也在“七七事變”之后獲天皇裕仁親授其金鷹三級勛章，晉升為少將。1943年以“赫赫戰功”升任駐緬甸的第15軍司令官。而在1944年對盟軍的英帕爾戰役中，牟田口廉也帶領部隊遭遇慘敗。被解除軍職的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殺卻未死。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受審，1948年3月被釋放回國。牟田口廉也迷戀所謂的“成吉思汗”式戰術，后來在東京開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為“成吉思汗飯館”。

　　對于“盧溝橋事變”，牟田口廉也曾時常對人說道：“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因為在盧溝橋射擊第一顆子彈引起戰爭的就是我，所以我認為我對此必須承擔責任。”他在筆記中也寫道：“我挑起了盧溝橋事件，后來事件進一步擴大，導致盧溝橋事變，終于發展成這次大東亞戰爭。”牟田口廉也正式下令向中國軍隊打了第一槍，這的確是事實，不過挑起戰爭卻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戰爭機器上的一枚棋子。

　　7月8日 7:50“此其時乎？”

　　凌晨3點20開始的槍聲，一直持續至7點50分左右才停下來。之前秦德純曾叮囑吉星文團長：日軍未射擊前，我方不先射擊，待他們射擊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離內，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所以交戰之初，日軍傷亡頗重。

　　這天上午，還在牯嶺召開會議的中國軍政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到報告事變經過。蔣介石聞訊大驚，繼而對日軍制造這一事變的真實意圖，以及中國將如何采取應對策略，做了反復思考與細致推敲，其焦慮、矛盾、痛苦、猶豫之神情，從蔣氏本人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專門研究蔣介石的著名民國史專家楊天石說，身為浙江人的蔣介石對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非常熟悉，而在處理對日關系上，他時時以這一故事自勵。“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記中寫道：“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也。”而且自“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在日記里就一直稱日本侵略者為“倭寇”，并在每天的日記開首一行都寫著醒目的“雪恥”二字，以示不忘國恥。

　　雖然“雪恥”心切，但對蔣介石來說，他也認為遠不是與日本做對手的時候，所以只能忍。在國民黨實力被逐出華北的《塘沽協定》簽訂后，蔣介石曾在日記里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于中國有益，于心無愧而已。”

　　對待“忍”要承受的屈辱之感，蔣介石不是沒有體會。但是這一選擇背后，是對彼時中日兩國實力巨大懸殊的無奈。所以他也想盡量將這場戰爭向后推遲。這種心態不僅是蔣介石有，一些知識界人士中間也彌漫著一股悲觀情緒，“當時胡適還寫信給蔣介石，認為割讓滿洲可以換30年和平”。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對日本一忍再忍，先是東三省被占，后來再加上熱河省，然后連冀東22縣也被劃出去了。可是蔣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線的。他認為國民政府在1935年與日本劃的線，就是底線。華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過長城來。這個我們是不能讓步的，這就是所謂‘最后關頭’。如果平津可以丟，那么將來中國什么地方都可以丟。長城就是我們最后一個防線。”抗戰史專家臧運祜說。

　　其實對此時的蔣介石來說，“內”、“外”之間，孰輕孰重，他內心深處顯然已有了明確答案。6月28日，他在廬山接待了《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聽罷阿班講完他在東北的見聞后，蔣介石并沒有馬上向這位美國記者透露什么計劃，“但從他的樣子看，這一次，他已下定決心，不會屈服于日本的壓力，而將戰斗到底”。蔣介石告訴阿班，他意識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領華北而不作抵抗，他將失去中國的民心，也會失去手下大多將領的支持。

　　1933年，蔣介石在江西南昌開辦了一個軍官訓練團，1935年移駐廬山，成為著名的廬山暑期訓練團，每位畢業學員都會得到蔣介石贈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劍。蔣介石親任團長，而具體事務則由他信賴的陳誠負責。訓練內容最初幾年還以“反共”、“剿共”為主。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廬山暑期訓練團如期開業。此時，國內政治環境和當年大不相同，兩廣、西南歸順，南京中央對全國的控制力進一步加強，國共關系出現明顯轉機。所以這一次的訓練內容，已不再有針對中共的內容，以“抵御外侮”為目標的訓練內容明顯增多。參加這一期訓練的郭汝瑰即便后來留在大陸，他后來也公允地說：“這次訓練中，沒有再講‘剿共’戰術，而主要是宣傳抗日了。”而具體主事的陳誠在7月6日這一天，給訓練團學員談話中更是明確地說：“現在我們到此來訓練，也就是建國救國的訓練，我們要建國救國，將來非同日本一戰不可，換句話說，就是抗日訓練。”“七七事變”第二天，陳誠更是激勵這些青年軍官們說：“我輩軍人，只有馬革裹尸，為國犧牲，來保衛祖國！”

　　那時候蔣介石的態度，正如后來在著名的廬山談話里說的那樣，“不求戰必應戰”。當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凌晨下令開槍時，日本軍國主義已像匹脫韁野馬，向著戰爭深淵疾馳。而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也做出了他最重要的決定。“此其時乎？”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