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1日，英國《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關于抗日的中國國民政府軍士兵的報道。編輯用一張靜待出擊的普通士兵肖像作頭版。這名士兵粗糙的臉龐、堅毅的眼神即使在75年后的今天還是能讓人感到熱血澎湃。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演習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蹤”，日軍憑此借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鐘后，這個士兵已自行歸隊，但日軍大隊長仍下達命令，攻擊宛平城。此時已是次日凌晨4時50分……

　　這是“盧溝橋事變”的開端，隨后這一事件演化成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

　　75年后，我們重新回看這段歷史，價值何在？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般史論的重點，在于研究這一“偶發事件”為何演變成中日兩國全面的長時間的戰爭狀態。以“事件”之因，來探求戰爭之果，如此短促的邏輯結構——顯微鏡般的考察，事件“事實”越清晰，其在歷史進程里的意義卻可能越模糊。“盧溝橋事變”，何嘗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結果，作為一種轉折性的因素，它又導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當的歷史觀。因而，時至今日，當我們有條件以相對豐富的史實為基礎，可以拉開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大的空間，在中國自身現代化過程與全球性格局的互動關系里，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價值，我們的結論，當然不同。

　　領導以北伐為標志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為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北伐成功后，蔣介石的選擇是：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亦即“先安內，后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家郭廷以先生的評論是：“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可。”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系觀察，“九一八事變”后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后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復盤：日本執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國家，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代化先發國家——“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才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爭開始，其后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海戰，無不是傳統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動蕩。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結果顯現：“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啟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

　　對抗外侮，已無動員并組織一國之能力，清亡，沒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強壓迫下，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國家，便是當政者歷史性的挑戰。

　　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十年民國，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現代化氣象。這是最近被廣泛注意的所謂“民國范”。但是，我們稍稍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中國整體性格局，情緒將截然相反——1928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傷20萬人；1930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為回教軍人的天下；1934年，擁兵3萬、反復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于前……西北中國，并無寧日。而東南沿海，1932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西南地區，軍閥割據的四川，劉文輝、劉湘、鄧錫侯與田頌堯，民國以來，大小戰爭多達480余次。

　　中國的統一，徒有其表。民國范兒，其實可憐。1931年，正忙于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并應對兩廣軍事的蔣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變”。外患未因內亂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歷史學家徐中約論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歸于失敗之后，這種觀念卻越演越烈”。

　　1931年，長江、準河以及大運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10個省份14萬人被淹死，25萬人流離失所。而同時，中國又深陷內部動蕩與局部沖突。日本關東軍精心選擇這一時刻，完成了對沈陽的占據，隨即又在百天之內，完成了對東三省的占領。與歷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軍國主義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來源。

　　“九一八事變”作為一種轉折，中國結構性的內外矛盾由此轉換，外侮——對中華民族生存的挑戰，上升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內”，當然不再正當。但是，東三省雖為日本人所據，而這一政策卻仍在運行中，沒有更張之意。因而，“九一八事變”許多復盤與推演，完全放棄抵抗而導致日本軍人集團勢力的全盤領先，便是結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邏輯而論，6年后，“盧溝橋事變”爆發，華北亦將可能重蹈東三省舊途。據有華北，日本往南可以推進到華東與華中，并進占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奪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直至貝加爾湖——蘇聯的大部分國土。而這一套戰略邏輯，之于中國，蔣介石當然意識到其間深刻的國家危機。在當年7月17日的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他說道：“我們的東四省(當時行政區劃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只是，內部如此糜爛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之力以抗日寇嗎？1937年，這個國家到了必須回應這一挑戰的關鍵時刻。應對此次危機的廬山會議發出了明確而響亮的聲音：“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月后，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我們拉開時間的距離，前溯至1840年，自鴉片戰爭始，接近100年后，中國的歷史揭開新的面貌——“盧溝橋事變”后，這個國家整體性的被動情勢，由此改變。“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這當然不是實力比較的計算所能得出的結果，這是一個民族到了最后關頭必需的選擇。歷史自有邏輯，統一的獨立的中國的建立，亦即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需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需要經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復雜格局并最終打垮日本，中國才能開啟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創建之路。

　　“盧溝橋事變”，以及由此開始的八年抗戰，是傳統中國轉折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必經之道。但在更寬泛的空間里觀察，它的價值并不僅止于此。

　　改變曾經的忍讓與退縮，頑強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如此擔當所影響的并非中國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對到訪的孫科坦言：“我深知中國不僅是為自己作戰，也是為蘇聯作戰；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占領整個西伯利亞直到貝加爾湖。”稍后，日本關東軍擅自出動數萬大軍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與蘇軍作戰，接連兩次發動攻勢，均遭失敗。這意味著，當日本陸軍兵力深陷中國戰場時，無法配合德國東西夾擊蘇聯，導致東西方法西斯國家各行其是，毫無戰略配合。1938年5月，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在電文中提出：“我們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既是為他們自己也是為我們而戰，因為只有日本人的失敗才能把我們從危及我們在遠東地位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與此同時，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備忘錄中說：“中國正在為所有的守法國家而戰斗。”

　　中國的選擇，一個弱國的抗爭，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命運，改變的是全球性格局。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最后關頭的應戰”，其作用，中國方面當然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國抗戰)不獨求民族之解放，不獨求領土主權之完整，實亦為全世界各國之共同安全而戰也。”對中國的抗戰意志，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主張：“聯合蘇聯，組成中、蘇、美、英對日聯合陣線。”而此際由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上將向國內發回的報告認為：“只是由于……中國抗戰擋住了日本軍團。”

　　中國全面抗戰開啟后三年，英國進行英倫保衛戰；四年后，蘇聯開始衛國戰爭；四年半，美國加入反法西斯戰爭。日本、德國與意大利軸心國的侵略野心，由日本進占東三省與華北開始，最終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世界大戰，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戰“遺產”。同時，中國亦被此次大戰深刻改變。徐中約評論：“中國通過長期的反侵略斗爭，從戰前的半殖民地狀態一躍而為五大國之一及聯合國創始國。在其近代歷史上，中國的國際威望從來沒有像此刻那樣崇高。”

　　中國的現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動關系里的嶄新面貌，開始于1937年——“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我們沒有忘記，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