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等西方媒體和某些西方專家最近接連對中國提出政策建議，認為中國對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續的，應該放松抗疫措施，學會“與病毒共存”。這樣一來，美英就成了中國抗疫的新示范。這些西方輿論在反復勸說之后還做出承諾，“一切都不會有問題”。最近一段時間，這些西方輿論對中國疫情抱有的大致都是幸災樂禍的態度，很難讓人相信他們是出于對中國的善意而對我們的抗疫進行建言獻策的。

歐美雖然已經有了新冠疫苗，但依然沒有擋住疫情的再度肆虐。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新增確診病例平均每天超過10萬例，這樣的增長速度，已經回到6個月前高峰時期的水平。英國的情況要微妙一點。距離7月19日啟動全面解封的“自由日”已經過去3周，據英國衛生部當地時間8月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過去24小時，英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8612例，新增死亡病例103例，較本輪最高峰時的單日新增5.4萬例有了明顯減少。然而，誰也不敢說英國的疫情已經過去。雖然確診病例數出現了明顯下降，但相關死亡人數和住院人數依然在逐步增加。所以有專家表示，這或許是因為人們不想在暑假前被迫隔離而沒有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事實證明，盲目解除或者放松防疫措施，追求單純依靠接種疫苗來實現“群體免疫”，并“與病毒共存”，是全球疫情再度泛濫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樣的解除或者放松在它們各自國內飽受爭議，它們正處于加強防控還是完全放開的兩難困局中。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這些國家自己并沒有從“與病毒共存”中獲得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好處，卻向中國宣傳“與病毒共存”，并認為美英抗疫比中國先進有效，彭博社甚至炮制出“美國抗疫世界第一”的排名。

他們的說法充滿矛盾。一方面說德爾塔毒株傳播速度相當快，這本應成為更加嚴格防控的理由，卻被用來說明需要放松防控，要學會與病毒共存。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很多地方人口密度很大的情況下，“與病毒共存”的嚴重后果不可想象。一些西方輿論還認為，中國的嚴格抗疫措施“代價高昂”，“對數百萬人工作和生活的影響正在引發警告”，而且“即使你能封鎖所有的地區，人們仍然可能死亡，更多的人可能因饑餓或失業而死亡”，由此也推導出中國應學會“與病毒共存”。

然而，中國去年在短短幾個月內就有效控制住了疫情，最先實現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的正常化。就是在局部疫情偶爾出現的時候，我們在繼續嚴格防控的同時，加快疫苗接種，如今全國新冠疫苗接種已超17億劑次。不僅疫情控制的情況遠遠優于英美等國，而且我們在嚴格防控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常程度也遠超英美。

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說法顯然缺乏任何說服力，就像勸一個考試成績遠勝落后生的優等生，要借鑒差生的學習方法。這不是為了中國，而是別有深意。

這種“與病毒共存”的獻計獻策，類似中國傳統的連環計。《三十六計》里說：“將多兵眾，不可以敵，使其自累，以殺其勢。”意思是，在對方具有明顯優勢的時候，不要和他們發生正面對抗，而是要誘使對方自己犯錯誤，自己壞自己的事。一些西方輿論看到中國抗疫的成果顯著，感染病例一度歸零，社會恢復正常運轉，經濟等方面的恢復也很快，他們對此很是焦慮。當中國出現一些局部疫情的時候，他們馬上獻上“與病毒共存”的計策，是妄想德爾塔毒株能夠在中國繼續肆虐，最好出現大規模感染，乃至疫情失控的情況。要知道，中國的嚴格防控，對于兇猛的德爾塔毒株也是有效的，如今疫情再起，不是什么和新冠病毒共處的實驗，而是沒有能夠嚴格有效地堅決執行防疫政策導致的后果，這是能夠通過堅決落實嚴格的防疫政策加以解決的。

一些西方媒體和人士，一方面對中國“獻計獻策”，一方面卻在病毒溯源問題上對中國進行造謠攻擊。對于連環計的解說，《三十六計》說得好：“使敵自累，而后圖之。蓋一計累敵，一計攻敵，兩計扣用，以摧強勢也。”一計是勸誘中國放開，讓中國陷入疫情不可承受的狀況。這是“累敵”。另一計是就病毒溯源構陷中國，到處煽風點火。這是“攻敵”。西方對我兩計并用，全方位地就疫情話題展開攻擊，實質就是要讓中國的抗疫成果付諸東流。

這樣“精妙”的連環計，打著關注中國的旗號，其實是希望中國能夠深陷疫情泥潭，如果出現更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他們正好可以趁勢得利，奪回他們在之前抗疫中失掉的優勢。中國抗疫，步步都沒有按照西方的模式來做，卻都取得成效，如今也不能被這些西方輿論忽悠了。

原衛生部部長高強在一篇剛剛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廣泛接種疫苗的情況下，中央提出的常態化疫情管控仍然是我國抗疫斗爭必須遵循的重要指導方針。我們不僅不能放松疫情管控，還要進一步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堅持不懈地做好疫情監測預警。這不是‘與病毒長期共存’，而是為消滅病毒而長期斗爭。”高強認為，“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他指出，英美等國的“與病毒共存”已經給全球的抗疫形勢帶來嚴重后果，我們絕不能重蹈覆轍。“只要疫情仍在國際上廣泛流行，我國嚴防境外病毒輸入的方針就不能變，堅決切斷病毒傳染鏈的策略就不能變，早發現、早控制的目標就不能變。”

這些觀點應該對我們有所啟發。（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